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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绝不能把三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由于缺乏外在反思与参照，大一统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被个体所内化，个体在政治高压之下也产生了剧烈的心理挣扎与深刻的罪孽感，而不是文革之后那种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的犬儒主义态度。但法学学术在不得不回避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法治建设问题前提下，是不可能制造出既新颖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的，因此，民间法研究者在力求新颖的同时必须制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假象，也即制造出学术泡沫，通过放大学术成果的现实意义，学界就可以把非核心问题当成核心问题来煞有介事地进行探讨。
田成有、厉尽国对延续下来的仍然发挥作用的宗族规范与礼法规范的研究[8]。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策略，民间法研究就可以合理忽视对政治权力触角仍然深入社会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及相关政治性法律实践的根本性意义[23]，由此，我们就可以回避政治体制这个不可触犯的现实性，因为研究民间法同样也能切中中国法治建设根本性问题，而国家法研究不仅老套、缺乏新意，而且己经不能回应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民间法研究一般限于具有原始风味的社会形态，其对于法学的局限性就在于无法回应当今中国社会由政治体制问题所引起法治建设的整体性危机与瓶颈性障碍，而且民间法研究还以貌似合理的客观性假象试图为这种整体性危机作出描述。苏亦工：《仁、爱与权利：兼说费孝通先生暮年的文化自觉》，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62-78页。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9页。
学术界通过文化与思想的开放无疑获得清醒的理性意识，但在无力改变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并没有陷入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苦闷当中，而是陶醉于学术江湖的自说自话与自娱自乐当中，在探讨学术问题时仍然津津有味，在追求学术事业时仍然踌躇满志。[17]当然，本文所提到的某些学者也有一些对于政治性法律实践的研究，如强世功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关于民间法研究的整体性学术现象，个别学者关于政治性法律实践的研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立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应属于刑法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或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规定……刑法第246条将名誉权与‘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纠缠在一起加以保护，对公民行使监督权无疑有打压之虞。
首先，它并不是由焦点事件诱发，而是以公安部的专项行动为开端，以官方媒体的宣传为引导。随后，多位网络知名人士被刑事拘留或被捕。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普通公民和官员在法律上都被看做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文章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带头和不良言论作斗争，敢于亮剑。
[29]互联网的发展为探索转型道路的中国塑造了公共言论平台。而诽谤官员的特殊性在于，诽谤所保护的名誉权与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存在某种冲突。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如果公民在履行这项公民责任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造成官员名誉一定程度的损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为这种错误意见可能带来的侵权和犯罪设置特殊的法定定罪条件，我们就需要官员为此承担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捏造是指什么?事实是指什么?诽谤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吗?什么是情节严重?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这些司法适用问题都亟待解决。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只有当公民的言论对其他公民的名誉构成严重侵害时，诽谤罪才有可能成立。如果对煽动性做过于宽泛的理解，那么几乎所有的负面政治言论都可以被判定为煽动性政治言论。[7]何生根：《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权利属性》，《西部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第78页。[12] 在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9月9日，两高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公布《网络诽谤解释》的司法解释。
由此，中国网民的活跃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1]这一事件被称为《网络诽谤解释》颁布后的第一案。后者必须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提出更强的正当理由，才能对抗前者。
在诽谤法律关系中，公民和官员之间不再存在实质性的、日常性的政治关系。运动式治理是一种与公民权利无关的公权力自我生产。过去10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这一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时刻，我们不仅要在网络治理中发挥刑法的作用，打击网络犯罪，还要考虑如何维护公民监督权，推动监督体系的完善和法治的进步尽管中央早已明确废除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当地党委直接或间接的审批重大案件的做法始终存在。他出任苏联总检察长之后，负责莫斯科大审判的指控，曾六次荣获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勋章，一次劳动红旗勋章。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事先请示意味着请示的案件要不要初查或立案要由党委决定。
"笔者认为，政法委协调案件及实施个案监督的做法偏离了法治轨道，应予废除，理由是： 第一，从根本上讲，案件协调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需要，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
"不少高官放弃辩护和上诉的权利。在省一级，到2008年10月，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
（1）从刑事诉讼构造看，检察官一方面作为公诉人，与被告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审判活动的监督者，无疑又在法律上取得了超越当事人的地位，这就难免改变控辩平衡的格局。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很快由法院系统蔓延到检察系统。只要是党委讨论定的，纪委、检察院、法院没有一个案件是能够推翻的。所谓监督就是上对下的观察、指导和控制。
司法活动是一项技术性、理论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证据的运用，逻辑的推理和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并不是非职业人士所能做到的，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仅从一方面的申诉状中就可以简单判断的。2002年8、9月，商丘市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家召开专题研究会，对案件进行协调。
侦查终结时，案情发生重大变化的要向党委报告。注释： 1.《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372页。
"政法委协调案件破坏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中立性、终决性以及权威性。（3）从诉讼心理看，在审判过程中，检察官作为追诉者在心理上有主动、积极的倾向性，而作为监督者则应保持中立，超然于控、辩、审三方之上，二者心理上的矛盾难以协调。
司法机关应该认真听取和严肃对待党委的意见。除了党经常教育法院干部严肃慎重的处理案件以外，党委通过审批案件，还能纠正审判人员的某些主观片面的错误。走苏联的路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声音。二、评析：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教训 （一）党委审批、协调案件，影响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苏共执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问题。
59.《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而且要在检察工作方法、作风和方式上，也学习苏联检察人员的精神。
而且很快就被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代替。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法律。应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意见的落实责任制和查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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