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推出大型光伏拍卖计划

在此背景下，由裁判者负责的责任追究机制就有可能异化为责任推卸机制，裁判者不幸变成责任兜底者。

因为放的核心是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和相互关系。[37]所以，我国改革行至今日，在改革路径上必须进行调整，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各方面体制、机制及利益关系的内在关联性，强调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协同性，同时应直面以往改革中尚未作为重点进行攻坚或有意回避了的一些深层次、硬骨头式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39]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承担起自助互助、自律协同和民主管理的重要职能。[21]互联网+政务服务旨在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政府数据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集成与共享，从而达到业务流程的优化与协同，[22]其有助于实现政府的协同性、开放性和智慧性治理，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18][法]莱昂?狄骥：《宪法论》，钱可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页。比如，深圳市建成了覆盖各区、市直各部门的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此外，市场监管理念也存在误区

放管服改革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诸多层面，在我国改革大局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因此, 自然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不可或缺并具有多重价值, 务必需要国家保障合理利用。

(56) 有研究表明, 教育对环境意识的提高不无裨益。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分为三个层次: (1) 充分注意义务。这不仅实现了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的转化, 提升了生态文明概念的法律地位, 也会对宪法上的观念、权利、制度及其实施产生重要影响。64 参见王晓华:《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 载《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4 根据日本京都学派宪法学家们的观点, 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宪法规范、宪法意识、宪法制度以及宪法关系四大要素。39 参见[日]原田尚彦:《环境法》, 于敏译,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3-8页。

(9)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 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不仅仅是面向解决中国自身的环境问题, 也意味着占全球人口约1/5的中国人向世界所作出的环保承诺, 也即中国宪法从理论到实践尊重并确保环境正义的实现。21 参见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 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三民书局1998年版, 第283页、第290页。2. 根本法与部门法沟通 环境治理在理论上涉及复合学科, 作为国家根本法, 宪法的思维、理论与规范能够有效整合法律内部与外部资源;而在法律体系内部, 可以有效整合宪法与部门法, 提供环境治理的综合理论框架。7 主流宪法教科书普遍认为, 宪法只规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和重大性问题。

5 参见刘东:《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载《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蔡守秋:《从斯德哥尔摩到北京:四十年环境法历程回顾》, 载《2012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第500页。不管公私之性质, 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于企业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所实施的公法型规制, 或者为改善已经恶化的环境所采取的积极性措施, 都是基于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67 参见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 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1期。在理论与实践中, 重视环境保护义务, 可以让公民意识到个体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性与参与性, 从而可以提高环境意识。

68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所谓以发展带动治理, 即通过发展带动治理, 通过治理促进发展。

关键词:  中国宪法; 环境观; 环境权; 环境治理 我国近年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治理, 绿色发展已成为国家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十三五规划以及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被多次提及。从治理现代化对依宪治国的内在需求看, 中国宪法的环境观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与实现国内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法律表达。

通过参加人类环境会议, 中国代表团了解到世界环境保护的浪潮, 以及我国存在的环境问题。(57) 环境义务的重视及推行, 本身就是一次全民的环境教育行为。合理的资源利用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最终达到或趋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逻辑无疑暗合了法治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促进国际关系发展进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 (10) 的命题, 中国的环境法治建设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和环境新秩序的构建日益凸显重要意义。(20) 从宪法角度看, 所谓环境国家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环境是国家的基本要素。(7)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现行宪法于2018年作出修改, 明确写进了生态文明, 大幅度提升丰富了宪法环境条款的重要意义及内涵。

包括禁止的对象和方式两个方面。所谓侵占, 是指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

18 See John Barry, Resistance is fertile:From environmental to sustainability citizenship, Andrew Dobson and Derek Bell (eds.)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Cambridge:MIT Press, 21-48 (2006) . 19 See Andrew Dobson, 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2003) . 20 参见陈海嵩:《环境治理视阈下的环境国家-比较法视角的分析》,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1期。(38) 相对于污染, 公害的程度更深, 已经危及到公共空间和利益, 因此公害防治, 应该极为重视。

(36) 所谓防治, 是指预防和治疗。再如1989年3月, 全球大气保护的国际峰会发布了《海牙环境宣言》, 该宣言认识到环境退化有损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1978年宪法的环境条款以及在1978年宪法基础上予以完善的1982年宪法的环境条款所具备的重要意义, 是伴随着改革开放,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以及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国家发展理念予以调整和转变之后所日益呈现出来的。(17) 因此, 不管是从公民的角度, 还是从环境的角度, 应该树立环境与公民协调的环境公民观。38 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3-194页。(14) 因此, 应该放在世界宪法的发展潮流中,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中, 以及中国宪法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中国宪法的环境观。

国家是宪法关系中最基本的主体。(30) 所谓保障, 是指保护使不受侵犯和破坏, 以及起保障作用的事物。

国家对未来的国民负有保护其环境利益的义务。(三) 禁止性规范 所谓宪法环境条款中的禁止性规范是指国家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被宪法授权者对于破坏自然资源以及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组织和公民的行为进行约束、禁止甚至制裁的行为及其制度。

如中国孔子主张的畏天命, 其中包含的乃是人只能屈从于自然的观点。当然, 强调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 并非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同时, 生态文明写入宪法, 标志着我国宪法上形成了有关生态与环境的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呈现出立体架构, 应该分层对待, 既包括从宪法整体结构以及发展理念等出发的结构环境观, 也包括宪法环境条款自身所蕴含的规范环境观。具体包括国家权力整体上应该对环境进行保护;国家权力应协调进行环境保护, 要求明确分工, 互相配合。五、面向环境治理:宪法与部门法应协同实施 环境治理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平台。维持人的尊严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 自然环境是维持人的尊严的生活的物质条件, 以人为本, 以自然为根, 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魂 (32) , 因此宪法通过确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对环境予以明确保护。

宪法上的环境利益兼具公法、私法和社会法属性;同时, 宪法可为环境治理中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沟通与协调提供规范平台。(63) 因此, 宪法与环境法在面对生态文明、环境治理, 环境权保障等问题上尤其需要合作。

二战以来, 世界多国在宪法中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明确规定, 典型的国家有泰国、印度、亚美尼亚、希腊、美国、德国等。因此中国宪法环境观的制度实施面向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环境权。

环境国家意味着, 各项国家权力的行使均应该体现并保护环境, 而且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某项国家权力的内容, 需要所有的国家权力分工协作。就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两种主体的环境权利而言, 国家受后代人和当代人集体的委托, 基于信赖利益保护 (58) , 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拥有国家环境权力 (职责) ;就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三种主体而言, 公民均可以依据环境请求权主张国家积极行为维护环境利益, 由此形成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